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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新“五千卷书室”遗存: 重现江南私人藏书楼鼎盛风光
奉新信息网
2016/3/3 17:12: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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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春光照在奉新县宋埠镇锁石村的清代老房上,门头上“五千卷书室”的字样,依稀闪耀着帅氏家族藏书楼当年的一缕光彩。

  始于明嘉靖年的浙江“天一阁”的藏书楼幸存至今,世人视若珍宝。常人却不知,在江西历史上也曾有着不遑多让的藏书楼,如宋代李常的“李氏山房”、欧阳修的“六一堂”,清代李绂、王谟、许振祎等名藏家也是层出不穷。可惜在岁月的风雨飘摇过后,各大藏书楼遗存如雪泥鸿爪,难以寻求。而近来被发现的奉新帅氏家族藏书室,在静观近200年的时光明灭后依旧隐匿在乡间,成为江南地区极难见到的名家藏书遗址。

深藏在奉新县宋埠镇锁石村清代老宅里的“五千卷书室”。

书室门

近200年时光过去了,书室仍在。

书箱

  奇特格局的藏书用意

  奉新县东20里,相传当年净明道祖师许旌阳在此降服蛟龙,“锁石以镇之”,宋埠镇锁石村的名头由此而来。

  3月的锁石村一派春光,乡野田陌间,数栋清代风格的古建筑隐匿其中。从其中一条弄堂穿过,抬头就望见刻有“五千卷书室”的遗迹,5个大字下笔隽永,清晰可辨。进入厅堂后发现,房子的格局与其他古建似有不同。

  奉新县旅游局书记张旭东是有名的地方文化研究者,他指出,建房者的用意并非居住,大厅两侧的房间并未隔开,而是全部贯通,目的就是摆放书柜,用以藏书。

  根据南昌大学博物馆业务部护长毛静研究,这个“五千卷书室”的创建者就是出自锁石帅氏望族的帅方蔚,“目前江西私人藏书楼屈指可数,五千卷书室是除泰和遐观楼、南昌新风楼之外,不可多得的现存藏书楼遗址,十分罕见。”

  生于1790年的帅方蔚,字子文,是清道光六年(1826)丙戌科朱昌颐榜进士第3人。五千卷书室其实就是私家藏书之地,属中国古代藏书体系中区别于官藏(宫廷官府藏书)、公藏(寺观书院藏书)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藏书活动分支,既收经史子集,也藏农圃医卜小说。

  关于帅方蔚,至今仍然可以听到他的一些生平逸闻。帅方蔚少时在当地颇有影响,14岁时参加当地童试,脱颖而出,高居榜首。主管学务的官员感慨而言,说帅方蔚才如宋朝名儒晏殊。可知帅方蔚已锋芒初露,道光六年(1826年),考取进士,参加殿试获一甲第三名,为探花。

  令人疑惑的是,步入仕途的帅方蔚春风得意,相继任湖广道、云南道监察御史,然而,其为官仅十二载后,就告别官场,返回故里建起了书室,这是为何?


  隐退官场储书做学问

  从帅方蔚的仕途轨迹,很难找出其隐退官场的端倪。

  帅氏后人说,帅方蔚参加殿试时,阅卷大臣、户部尚书黄勤敏认为他的文章文笔精深,对策精妙,是近30年所没有的好文章,于是向大学士曹振镛及在朝大臣推荐该文,大家一致交口称赞,以第一名状元向皇帝推荐。可惜的是,道光皇帝认为他书法不工,所以才改为第三名探花。

  道光八年,帅方蔚出任山东乡试副主考。历任京畿道,湖广、云南道监察御史等。

  史料上没有帅方蔚退出官场的记载,只有帅氏后人的说法提供了一种猜想——任御史期间,帅方蔚中正耿直,后来得罪了不少权贵,遭受陷害,于是在任官仅仅12载之后,于道光十八年请辞故里,创建起这五千卷书室,储书、读书、做学问。

  根据《江西通志稿》记载,帅方蔚藏书在万卷以上,那么“五千卷书室”之称不免有自谦意味。

  帅方蔚建起“五千卷书室”之时,正是江西私人藏书楼的一个高潮时期。江西具有良好的文化风气和私家藏书的传统,特别是宋代,江西是私家藏书事业最发达的地方。

  清代时,江西私家藏书事业再次兴起,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。仅次于江浙,大约与安徽、山东持平,远超其他中部省份。

  清代前期,政府组织编撰许多大型图书,从民间藏书家中大量搜集图书资料、前朝文献等。据统计,四库全书修书期间,江西进呈图书1042种,仅次于江苏、浙江列全国第三位,远远超过其他省份。

  这一时期的江西,与帅方蔚“五千卷书室”并驾齐驱的私人藏书楼,还包括永修吴坤修的半亩园、九江李盛铎的木犀轩,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藏书家就是帅方蔚的同乡——奉新人许振祎,史料中说他“于家筑玉芝园,中有万卷楼。”


  帅氏望族称盛于豫章

  事实上,帅氏一门是地方望族,在江南地区名声颇著。清朝康熙间著名评校家何焯称:“豫章素称人才之薮,而贤哲聚于一门者,奉新帅氏称盛焉。”值得猜想的是,“五千卷书室”与先人的积累基础也存在重要关系。根据《江西通志稿》记载,帅方蔚其先世帅我、帅念祖皆家富藏书。

  在后人看来,出自于望族之门的帅方蔚骨子里是文人学者,除了藏书,他还利用藏书惠及学林,注重讲授经学,有“真经师”的美称。

  张旭东说:“帅方蔚曾任白鹿书院山长(古代书院并不叫‘院长’,多称‘山长’、‘洞主’)。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首,帅方蔚能担任其山长职务,可见其学者地位之高。此外,在南昌著名的经训书院,帅方蔚也时常来此授课讲学。”

  不仅如此,帅方蔚还在家乡倡议筹款兴建“登瀛集”,置租产3000余担,用来资助读书人。凡逢举人参加会试、诸生参加乡试、童生参加小试,他都多少不等赠送旅差和考试费用。他倡议兴建广华堂,置租产1000担,送入县学,作为文武新生付给老师的工资。又拨出一笔钱给府学,作为奉新学生在府学读书时付给老师的工资。从此以后,奉新入学学生,不必自己再付工资给老师了。

  帅方蔚暮年,江西巡抚刘坤一赏识他,特聘他主持修纂《江西通志》一百八十卷,此外他还主持修撰了《奉新县志》。同治十一年,方志完成时,他也病逝在家中,时年82岁,身后留下这“五千卷书室”。


  记者手记

  由于历史变迁家道变故,私人藏书楼似乎难逃被湮没的宿命,令人扼腕。

  清晚期是中国传统社会崩溃和转型时期,稳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复存在,这是中国古代藏书体系经历的一轮浩劫。加上科举制度被废除,对中国古代文人传统的为科举而读书、为著述而读书的文化思想冲击巨大,古代私家藏书思想也随之受到震荡,使得私家藏书转变为纯粹的个人爱好。

  江西私人藏书楼经历过发展高峰之后,到了饱受战火的民国中晚期,所藏之书多难以保存。江西著名李氏木犀轩移至天津,胡思敬“退庐图书馆”馆藏最多时达40万卷。抗日战争期间,其后人将藏书迁至宜丰胡氏私宅,新中国成立后归于江西省图书馆。其他各藏书家所藏书也多散出。

  令人欣喜的是,帅氏家族“五千书卷室”的发现,为数百年前兴盛的江西私人藏书提供了一份鲜活的实例标本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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